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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舍拎着那只空藤篮出来时，夜幕已半沉。

袖子还湿着，凉凉地贴在小臂上，如同一个极小极软的生物，往他身上盖了个章。

雪落于肩头，男人声音轻若自语：“公主在日内瓦的阁楼里独自生下继承人，圣骑士被囚禁在铁蒺藜围成的修道院。世界忙着审判他们，却忘了给一只迷路的狐狸…安排一句像样的台词。”

他幽幽笑起来，仿佛在等雪把什么悄然覆盖，末了，又补了句：“尿得真准。”

舒伦堡没接话，他知道这种时候多嘴，只会再招来一段长达十分钟的咏叹。

日内瓦老城的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，他们的车沿着上坡巷子走了挺长一段，才在一家不起眼的花店门口停下来。

门牌用法文写着“路易·贝拉尔，园艺用品与红酒转口”。

棕发男人脱掉外套，慢悠悠踱步巡视着，地板上铺着暗红色基里姆毯，四角早已被猫抓出流苏。

花店开到现在，只雇了个半聋的瑞士老妇人，没正经卖出去过几束花。

倒是有几个住在附近的贵夫人，隔三差五来买几枝白玫瑰，顺便和这位神秘的店主聊聊巴黎的冬天，他总是笑着点头，收下零钱，再往对方袋子里多放一枝无人问津的满天星。

除此之外，君舍还在湖滨大道开了家书店，橱窗里摆着半旧的法语诗集、十七世纪祈祷书的修复成品，和几幅非洲的珍奇植物标本。

取名叫“老金蛇”，瑞士人觉得这叫法带着点东方味，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。

店里终日流淌着慵懒的爵士乐。他曾打趣：“这在以前，可是要被盖世太保送进集中营的，而狐狸最擅长的事，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。”

花店和书店之下还有另一层生意。君舍在心里给他的新行当命名：“旧欧洲逃生线”。

战后的欧洲，像一栋被炸烂却又强行点亮水晶灯的豪华旅馆。楼面还光鲜，楼梯下全是耗子和找不到身份的人。

他做的就是帮人消失，或出现。

那些“老主顾”从不在白天露面。他们从苏黎世、里斯本、甚至的里雅斯特来。

有时，是给想逃去南美的旧人，安排经里斯本转里约热内卢的路。有时，则是给盟军某个联络官“凑巧”提供一个前军官的关系网。

君舍不承认自己是门。他更愿意把自己想成一枚被丢在草丛里的黄铜钥匙，亦或是战后新秩序的中介。谁需要，就来捡，捡走了，他还会再配一把。

棕发男人走进内室，拿起水晶杯，给自己倒了半指高的红酒，抿了一口，眉头微皱，酸而涩，显然对这支勃艮第的品质不甚满意。

“书店明天还开吗？”舒伦堡问。

“开，怎么不开。”君舍放下酒杯，指尖一敲。

“潮湿的天气才好做生意，明早，有人会来问一本关于郁金香的书，如果问的是‘黑色郁金香’，你就说卖完了。如果问‘开在十二月的郁金香’，你就请他到地窖挑酒。”

舒伦堡点头应声。

棕发男人出去时，舒伦堡替他拉开门，门轴“吱呀”一声，夜风涌进来，透着冷湖水和铁锈栏杆的气味。

他站在空荡荡的街心，对着坡下朦朦胧胧的灯火，手插进大衣口袋，仰起脸看簌簌落下的雪粒。

“瑞士真安静。”语气分辨不清是赞美，亦或讥诮。

“走吧，舒伦堡。”君舍迈步，往灯火阑珊处走，影子被路灯拉得又窄又长，恰似一只狐狸拖拽着大尾巴，滑过石板街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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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夜里，所有人都走了，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壁炉里极轻的木柴响。

俞琬把弗雷迪抱在怀里，走回窗前，日内瓦的灯亮起来了，湖上像撒了一大把金子，风一吹，那些光就碎裂成无数金箔。

“你papa开坦克，”她用额头碰了碰孩子的脸，“等他回来，会把你架在脖子上，带你去爬山，很高的山。”

小家伙听懂了，咯咯两声，小嘴一张一张。

思绪不由得飘了远。此刻的克莱恩定然在某个地方，也这样醒着。从日内瓦到英格兰，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，中间全是冬天。可他们之间，已经多了一个会呼吸的春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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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2月的纽伦堡，仍旧裹在战争最后一场冬气里。

到处都湿漉漉的，有轨电车驶过时，铁轨上腾起一阵乳白色的雾。街上跑着美军的吉普和苏联的gaz巡逻车，城市里大半仍是废墟，到处都在重建，锤子声从早丁玲咣当响到晚，不知疲倦。

路上行人寥寥，当地人贴着墙根走，盟军军人则成群，手里夹着香烟，用英语、法语和俄语高声谈笑。

整座城市最热闹的是法庭，律师、翻译和观察员夹着公文包，在司法宫的石阶上上下下，每天都有各国记者扛着相机小跑，

俞琬抱着弗雷迪走下电车，裹着粉色羊毛围巾，只露出一双黑眼睛。